杨 蕾，苗族，别名，阿朵，年生。
每一片雪花都是故乡
听闻故乡下雪了，我喜极而泣。
对生于南方长于南方的孩子，冬天唯一的美丽，就是雪天了。而南方的雪总是姗姗来迟，来了也是蜻蜓点水般，才飘落，就消融不见踪影。
今年的雪很大，三姐为了证实自己所言非假，特意拍了窗外纷纷扬扬的雪景发给我看。
三姐的拍摄技术很差，模模糊糊的远近高楼都是白色一片，但还是难以掩饰雪之大带给人的震撼。
故乡的雪将我带回儿时的故乡，那时父母都在，那时的小山村村前村后飞鸟成群，山里山外两重景。哥哥姐姐都还像雪团子般围绕在父母身前身后。
那一年的冬天，是我冬天记忆中为数不多的幸福和快乐。
早上醒来雪已没过膝盖，天上还在飘洒着雪花。父母正在劈柴烧火，火红的灶膛噼噼啪啪烧得通红，哥哥姐姐在屋外打雪仗，堆雪人。
“雪这么大也不知下多久，烧点热水给牛儿送去，加些干草，勉强凑合过冬了”。父亲看着越下越大的雪，一筹莫展。
“三妹不能返回学校学习，会不会影响明年的中考啊？”母亲则忧心忡忡看着还在院坝玩雪的三姐。
父亲顿了顿：“三妹！”他打开小木窗朝门外喊了一声。
窗外一片欢快的打雪仗笑声，无人应答。
父亲从堆放的木材里顺手抽出细小的木条，冲出门。
接着院坝里传出一片哀嚎声和挑战声。
我从小木窗望向院坝，只见父亲拿着细木条追着三姐打，哥哥们在一边朝父亲抛雪团子，场面严肃而充满喜感。
“你快快好起来，才能和哥哥姐姐们出去玩哦。”妈妈把小木窗关上，将我抱到火炉边放在矮凳上。
那一年我六岁，重病在身卧病在床，家里穷没钱看病，只能靠江湖术士开的药方进山里，挖草药熬成药汤来治疗。
草药吃了不少，病未见好转。已是年末，我仍旧病恹恹的模样。
“这孩子估计难成人了，”这是村里略懂医术的阿婆把了我的脉后沉重地对母亲说。
母亲未接话，只把她的木纺织车摇得飞转。
我轻轻地喊了声“妈！”
母亲停下纺织车，擦干泪水，弯下身抱着躺在草席上的我轻轻拍着我的后背，“小朵，别怕，妈妈在呢，你的病会好的噢。”
雪仍旧在下，超过了膝盖，三姐被父亲锁进房屋复习备考，哥哥们提着热水去给牛儿喂草去了。
母亲问我，想不想堆雪人。
我点点头。
母亲给我紧了紧衣帽，戴好手套，把我放在雪里，变魔术似的拿出红草帽，胡萝卜，小铁铲。
“冷不冷？”母亲担忧地问我。
我摇摇头，对于久病的人来说，痛吞噬全身，苦药已麻木了神经，冷，不存在的了。看这些白白的雪，扑梭梭着天使的翅膀，灵动而纯粹地像我招手。
母亲握着我的手，一铲，一铲，一铲地堆起了雪人。
父亲不知何时也加入我们的行列，在雪人的鼻子上插了两棵葱，脖子上围上小方格围巾。
“这个鼻子上插葱像猪八戒，太丑了！”母亲说着拔掉葱，换了可爱的红萝卜鼻头。
“这个小雪人像不像朵？”母亲把我放在小雪人旁边，歪着头问父亲。
父亲点点头，我看到他眼里似乎有泪光，或许是雪花，在他眼里一闪而过。
雪很大，飞舞着将村庄、山川河流的苦痛覆盖在洁白之上。
后来的几天，在父母的许可下，哥哥姐姐们带我打雪仗，玩雪人，甚至还去了后山撒网捕鸟。
哥哥们是捕鸟好手，在簸箕上放一把谷米，簸箕的上方撒下一张网，待鸟儿进入簸箕里吃食，轻轻一拉绳索，饿极了的鸟儿不防备地乖乖束手就擒，一次能抓住十几二十只。
父亲则认真负责地把捕来的鸟儿火烧、拔毛。给拔光毛的鸟儿插上木签，放在火堆上烤，或者放上一锅水，把鸟儿倒进去，加少许的盐，做义工香辣蘸水，好吃的味道是一辈子难忘记的，那几天的日子比过年还滋润、热闹。
鸟儿虽小，父亲总是记得给我留了小小的鸟腿，“你们谁也不准偷吃小朵的鸟腿哈！”
哥哥姐姐们则齐声响应。
有了小鸟腿的动力，我就更喜欢追着哥哥们去后山捕鸟。
“妈，朵的病情好像好多了。”三姐悄悄和母亲说。
母亲则是嘴角微翘，点点头。
雪还没有走，我的病竟奇迹般地好了，阿婆再次送药来的时候，看到我蜡*的小脸蛋变得红润，也连连称奇。
对于父母亲来说，我死里逃生躲过了老天的召唤。
“怎么也想不到朵还能活蹦乱跳，亭亭玉立长成了大姑娘。”母亲后来说。
“我故去后，你代我履行母亲的责任，好好地照顾小朵。”一次母亲在病中拉过三姐的手，郑重其事地向三姐托付。
多年以后，雪下得很少，往往只闻雪音，未见雪影，雪来过后的凯城，大街小巷滴滴答答地留下它走后的水渍。
父母也随雪花去了天堂，我也离开了家乡，去了远方，而三姐，留在了故乡，守护家乡。
家乡年年巨变，小山村通了公路，高速公路也把小山村一分为二，家乡的模样停留在了童年。而对于漂泊在异乡的人来说，每一片雪花都是故乡。
雪，年年飘扬在家乡的记忆深处，没有来处，只有归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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